关于本书
《乐疯了》：一部注定引起热烈争议的书
男人的烦恼是女人，女人的烦恼也是女人。
曾经有过的激情悄然退去。在日复一日的单调、乏味的生活中，你是否扪心自问：我满足吗？我快乐吗？外遇能够得到宽恕吗？你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吗？
聂茂的新书《乐疯了》通过一个特殊的群体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这个特殊的群
体简单地说，就是“性派对”群体。
“性派对”又叫“趣味派对”，它起源于六七年代的美国。但近年来，这类游戏正在亚洲国家，特别是在日本、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盛行成风。香港、澳门等地成为“重灾区”。我国广州、深圳和厦门等沿海城市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一些男女也暗暗追逐这股热潮。
正如广州《新快报》报道的那样，一群“白领之间的换妻‘性派对’正悄然流行于粤港两地”。这些人文化程度很高，不少人有过海外求学的经历，他们生活在城市高密的写字楼当中，很少晒到太阳，因而被认为是“遮阳部落”。这群“都市异类”利用周末进行“性派对”狂欢，以释放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压力，又不用担心惹上性病。他们否认自己是“泛爱的一群”，其游戏规则是“只做爱不相爱”。
这个“神秘部落”没有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程序，既不要交纳会员管理费，也不要经常写“思想汇报”。每一次要搞活动了，都是事先发一封电子信，交待要去的地方，时间，以及人头平均费用。如果要参加就立即回复。然后将任务分配下去，大家分头行事，找旅行社或订机票、船票等。
该书作者经过一年多的跟踪采访，对以阿东为首的这个“神秘部落”进行了全方位的披露，既不是一味责难，又不是煸情鼓励，既不回避矛盾，又不掩饰事实，做到科学地、客观地正视这一现象。全书站在人性的高度，通过一个个行动的故事，一次次尴尬的事件，对行为者的心理苦闷、精神卫生和行为走势进行严肃的、学术性的深度分析；同时，对他们的享乐主义和“游戏人生”的虚无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作为探讨现代人精神苦闷、灵与肉撕裂的时代变奏，该书直击了都市异类一族的隐痛和隐私，敲打着现代人心灵最脆弱的部位，展示了现代人最原始的情感世界。低调但不低俗，艳情但不色情。无疑，该书将会变成轰动一时的新闻事件而非单纯的一本书，人们可以诋毁它、议论它、赞赏它或贬低它，但却不得不面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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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聂茂《乐疯了》一书在台湾出版后所引发的评论
我首先是从香港网站上拜读到这本奇书的。无疑，这是聂茂博士创作生涯中的一次大胆尝试和大胆突破，他先前那种文刍刍的叙事风格被粗暴地撕毁。我对他的勇气表示敬佩。在当下灯红酒绿的市民生活中，趣味派对的出现吹响了向传统文化挑战的号角！
《新西兰华人商报》总编
罗尔斯.杰米
这本书糟蹋了聂茂先生的创作才华。他不应该走这种通俗的路子，我读过他不少散文和小说，当然还有他的学术文章。在那些文章中，我看见的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作家。而这本书，除了让普通市民狂喜外，他还能赢得什么呢？
新加坡《联合早报》文艺部主任
大卫.彼德斯
性派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早在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上流社会就流行一时。但是，我没料到香港、台湾及中国大陆至今也有这种东施效颦的前卫者。我坚决反对这些人的低级趣味生活！
美国爱荷华世界华人文学协会会长
张健中
什么是通俗，什么是高雅？聂茂博士的这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秘的世界。书中的高雅人士所做的却是最最通俗的事，可谁能否定他们的行为意义呢？
香港《镜城早报》主编
欧阳怡嘉 博士
惊世骇俗，振耳发聩。这是一本注定会引起热烈争论的书，也注定是一本十分畅销的书。但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必须时时警惕，毕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捍卫自己的道德底线！
台湾《奔流》杂志主编
慕容若兰 女士
关于本书
引子(1)
如烟的宾馆，阳光洗着每一张疲惫的脸
缠绵的音乐，花朵般滑腻的脸，发黑的咖啡，过时的流行期刊，粘有口红的杯碟，消魂的夜和无力的呵欠，在阿东的脑海里一波又一波，蝴蝶般消隐又显现。
已经是星期天早晨九点多钟了，阿东坐在醉潭宾馆一楼大厅的长沙发上，透过高高的玻璃门，懒洋洋地看着街道上几乎没有声音的行人车流。
玻璃门真好。他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可外面的世界却看不到他。
阿东他们要的就是这种“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奇妙感觉。
真有意思。阿东晃了晃头，眼睛仍然看着门外。
薄薄的阳光。布满微尘的灰蒙蒙的空气。混杂而近乎板结的噪音。扭动的脚手架。
霓虹灯暗下去了。如烟的宾馆使裸体的城市变得更加挑逗和性感。
然而，白天的街道像得了心脏病似的，一早醒来，就让人有一种压抑和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阳光洗着每一张疲惫的脸。
那些脸不属于阿东。
阿东的疲惫不在阳光里。
阿东属于“遮阳部落”。
这是他对自己这一群体的命名：他们都属于白领阶层，有车的自己开车，没车的出门打的，办公在城市漂亮的写字楼里，一年难得晒几回太阳。
当一些敏感的先锋媒体大惊小怪地咋呼“白领之间的换妻‘性派对’正悄然流行于粤港两地”时，这只“城市的老虎”耸耸肩，微微一笑。
阿东觉得写报道的人和读报道的人都是阳光下的疲惫者。
这是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永远的大多数，沉默的中坚力量。
阿东曾经也在这个“强大的集体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没有自我，随波逐流。日子过得浑浑噩噩却又充充实实。
然后一觉醒来，已经三十多岁了。
这是一个敏感而又冲动的年龄，介于希望和绝望之间。
“如果你不甘心按一种既定的模式生活的话，有的是机会，但重要的是行动。”
后来有一天，阿东坐在新西兰科尔曼多的金色海滩上对我（书作者屈乡楠先生--摘编者注）说出的肺腑之言。
是一次意外的撞击，使阿东成了这一群“老虎”的“开笼者”--“性派对”的始作俑者。
而今，这一群“都市异类”已经初具规模，他们包括一些律师、商人，推销员、经纪人，作家、记者，大学教师、导游和行政经理，等等。
报道称，“这些人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有中等以上收入，为填补空虚、追求刺激却不需担心‘手尾’而选择此种‘性爱’方式。”
阿东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觉得自己过的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而不是所谓“填补空虚、追求刺激”之类的胡说八道。
阿东曾经跟阿升商量，请阿升在他报上写一篇“客观、公正的东西以示正听”，可阿升说，“我们还是低调的好，人们爱怎么评说都行。”
自由撰稿人罗武也认为：“不与那些人一般见识。”
《女巫》杂志编辑陈思佳则小题大做地引用了但丁的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说得大家都笑了。
阿东只好作罢……
就在阿东懒懒地歪坐在宾馆一楼大厅的长沙发上，眼睛盲目地搜寻着玻璃门外忙碌的人群，脑海里不停地想起一些稀奇古怪的画面时，宾馆十六楼二零八房间的门终于打开了，桂妞和马平一前一后地走了出来。
楼上客房女服务员还以为他俩在度蜜月呢，“这么晚才起床！”她朝他们的背影嘟哝了一声，因为她要送当天报纸、开水进房间去，并且要清理床单、打扫卫生。
而宾馆有规定：客人不起床，无论多晚，也不能去敲人家的门。
桂妞、马平当然没有听见女服务员的嘟哝。
在电梯门旁，马平笑着对桂妞说，“你真是魔女一个！”
桂妞回敬道：“你也不是墙头上的嫩葱！”
马平说，“你老公一定在楼下等你了！阿东真好！”
桂妞则调侃道，“你老婆说不定还没起来呢！”
一束盛大的阳光鲜花一样从玻璃窗口里开放进来，正好落在桂妞、马平身边，让桂妞的脚踩在马平的头上，而马平瘦长的阴影却将桂妞的脸给完全包裹了起来。
电梯门开了。他们俩谁也没有注意到阳光为他们拍摄到的精彩的一瞬。
他们进了电梯，将阳光关在了门外，也将他们一夜的缠绵或“作业”留在了二零八房间。
而这种“交换的风景”或“偷吃的乐趣”发生得那么隐秘，只有先天入住醉潭宾馆的二十几个当事人清楚。
当他们陆陆续续带着“满意但不满足”的心情从各个楼层走下一楼大厅的时候，阿东早已等在那里，他冲大伙平静地笑笑。
按照事先的安排，当天他们还会有更加丰富的野外活动，而且晚上入住的，是这个旅游城市另一家芳名叫“桃花滩”的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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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2)
召集人阿东称：“我是这个‘特殊家庭’的家长！”
上面描写的这一幕，只是这个“遮阳部落”或“都市异类”近年来无数次周末“性派对”聚会的小小缩影。
召集人阿东当仁不让地宣称：“我是这个‘特殊家庭’的家长！”
这个小群体的人调皮但不闹事，率真但不瞎搞。除了对自己外，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
他们的口号是：“吃自己的饭，干自己的事；不伤害别人，也不让别人伤害自己。”
据阿东介绍，这个圈子里的人没有经济上的窘迫感，他们在香港及大陆有几家相熟的酒店，并都办了vip贵宾卡。
每一年，他还会设法将“队伍”拉到国外如东南亚各国以及澳洲、新西兰乃至欧洲大陆“潇洒走一回”。
他们没有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程序，既不要交纳会员管理费，也不要经常写“思想汇报”。
每一次要搞活动了，都是事先发一封电子信，交待要去的地方，时间，以及人头平均费用。如果要参加就立即回复。然后将任务分配下去，大家分头行事，找旅行社或订机票、船票等。
由于会员们不在同一个地区和城市，加之各人有不同的工作和时间限制，因此，组织这样的活动并不容易。
特别是组团出国，办理护照和签证很费周折。香港的会员容易得多，但对于大陆的人来说，出国仍然限制得很严。
尽管如此，每一次聚会，都能得到会员们的大力支持。大家真像是一个家庭里的成员一样，互相提供方便，努力替别人多想一想。
因此，虽然忙碌，虽然繁琐，但每次都能顺利进行。
一般而言，阿东负责决定时间和发通知（电子信），然后打电话交好押金，订好房间。
由于绝大多数活动时间是定在周末，且地点多是粤港澳三地，大家相隔并不太远，因此，参加者周末中午一放工，或同行或分别起程，赶到约定地点，夫妻者先以夫妻名义登记入住，单身者更为简便，他们在取得房间钥匙后，大家选定一个大包房，共进晚餐、文艺联欢、聊天、唱卡啦ok、打牌、下棋或干自己想干的任何事。
这是活动的序曲，也是愉快的开始。
紧握你的“幸运钥匙”
严格地说，“性派对”活动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夫妻对换”，因为参加者也有“单身人”--这种身份的人并不是指没有结婚才够资格的“单身人”，而是有些结婚了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家里需要一个人照顾小孩，或者女方来了例假，或者男方碰巧有急事来不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行为者直到今天还没让他们家里的另一半知道，这也反映了行为者还是有所顾虑。
如此等等。
总之是男的来了，女的没来；或者女的来了，男的没来。
当然，所谓“单身人”也指那些名副其实的未婚青年，这些男女是都市中那些敢于吃“螃蟹”的“叛臣贼子”（参加者戏谑的自称）。
因为来者都是希望有所收获的，男女搭配必须平衡。如果不平衡，就需要事先调节好。
譬如，有些单身女子一下子叫来了几个同伴，或者有些单身男子将另一个感兴趣的同性者也叫了来。
这都没有关系。
只是必须提前告诉阿东，他会统筹兼顾，调兵遣将，包你满意的。
“如果女的来的少，我就会提前动员一些女子来；实在不行，我只好劝一些男性朋友放弃此次活动，让他们一定优先参加下一次活动。反之，如果男性朋友来得少，我也会采取同样的办法。朋友们都会很理解，从来没有发生太意外的事。”
阿东如是说。
当然，活动最精彩也是最重头的戏则是--“派对”。
怎么“派对”？其实很简单。
夜深时分，待女士们各自回房后，先生们便将钥匙反扣在桌子上。
阿东当场写字做阉，他将所订的房间号码全部写在一张白纸上，然后慢慢地揉捏成一小团。
其时音乐轻扬，烟雾朦胧，大家的心情悠然而灿烂。
当阿东高喊一声：“开饭啦”（这是他们的行话）时，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抽，当场打开，抽到哪个，阿东就念一声某某人在某某房间，然后就将这个房间的钥匙交到这个人手中，并开玩笑说一句：“消魂一支香”，或者说，“祝你‘忘情岛’凯旋而归！”
如果有谁“不幸”抽到自己所订房间的，可以提出重新再抽。
他们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当有新加入的夫妻或者是最近的“寿星佬”出席，这些新“玩主们”都会在举行的一个特别节目中获得礼物，那就是有权优先抽取“幸运钥匙”。
当每一个人都紧握手中的“幸运钥匙”而走向属于他们“一夜”的女事主时，这些男人们的心情也同样被等在房间里的女人们所紧握。
“每一次都是熟悉而陌生的新婚之夜，都有着一样的紧张和兴奋。”身为大学讲师的陈然认真地说，“当我用‘幸运钥匙’轻轻启动宾馆的房门时，我也在启动自己沉积的情感。我听见了自己的心在怦怦地乱跳：房间里等待我的会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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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3)
“公安”查房，有惊无险
阿东说，最近几年来，他们除了就近在香港、广州、深圳、珠海和澳门等“大本营”地进行集体活动外，也利用“五一”、“国庆”放长假的机会，组织这些朋友到四川九寨沟、湖南张家界等著名风景区游玩。
每到一处，他们都是集体订房，然后再进行“抓阉分配”。
对于新开辟的“据点”，如果大家玩得尽兴，感觉环境幽雅，气氛宽松的话，他们就会与宾馆办理贵宾卡，建立长期的“定点”关系。
这种关系的好处在于：除了宾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和房价应有的优惠外，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淡季还是旺季，只要他们来活动，宾馆一定要预留他们的房间。
去年有一天，他们在湖南张家界玩，当天晚上深更半夜，宾馆里突然来了不少公安人员，闹得人心惶惶。
阿东说，那天晚上，他吓得半死。因为，如果他们被抓住，按照目前大陆的法律，他们有可能被认为是“集体淫乱”活动。
而阿东则这“聚众淫乱”的头目，他不仅会被弄得身败名裂，而且还有可能被判重刑。
幸亏他们早就与该宾馆有了“君子条约”，宾馆保安人员和客房部经理在带领公安查房时，“绕过了”他们所订的房间。
事后，他们才知道，由于有人打电话举报，说这个宾馆有人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并提出具体楼层的房间，当地公安立即出动，真的抓走了十来个不认识的男女。
第二天早晨，当阿东代表他们这个“旅游团体”向宾馆保安人员和客房部经理表示感谢时，女经理觉得很不好意思，连连说，“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定是地方上有人搞内斗，把导火索引进宾馆来了。我们又不好阻止。公安也正好可以趁机罚那些人的款，发一笔不义之财。”
而宾馆保安部的负责人则说，“这些人是胡闹。”
他坦言，“这种事国内哪个宾馆没有呢？连小镇上的招待所也不例外！”
临走，客房部经理请阿东他们以后只管来，并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一定保证你们玩得开心，玩得安全！”
阿东原准备给他们每人一点“小意思”以示感谢，后来被同行的朋友暗暗止住了。
朋友们说，“公安这么查一次房，这个宾馆至少二个月内会生意清淡。我们来这里玩，只要入住他们的宾馆，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感谢！”
阿东恍然大悟：是啊，来这里住宿的人，谁愿意深更半夜被“大盖帽”从暖烘烘的被窝里拉出来，惊走了美梦不说，弄不好还被勒索一把，甚至还被投进大牢的呢？
“生活需要调剂，性生活尤其如此！”
阿东的妻子、来自香港某银行的温尼说，她参加这种婚外性游戏有二多年了。由传统的“淑女”到叛逆的“荡妇”，此间的辛酸历程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温尼感谢阿东给了她全新的生活，感谢他将一朵快要枯萎的花救活了。
“如果没有阿东，即使我现在没死，我也会在比死更苦的路上徘徊。”温尼如是说。
温尼平静地说，参加性游戏的女性只是想寻求刺激，谈不上热衷和玩命。
“生活需要调剂，性生活尤其如此！”
温尼透露，来参加“性派对”的女性私下里都有一个共识：男人其实差别不大，偶尔换来玩玩，并非出于对丈夫的不满意。因为性生活需要激情，需要一种新鲜感，而“性派对”能够让她实现自己的意愿，大家在年龄相仿的固定圈子里玩，好过“烂滚”，最多花费几百元住宿费。何况每一位新加入的成员都有医生开具的验身报告，虽然有时男方不穿“小雨衣”，也从不怕感染爱滋病和其它“手尾”。
“我们不是‘泛爱的一群’”
另一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的省外事局女翻译高春凤说，这个圈子里的人，有一些是从欧美留学归来，对“换妻”或“换夫”游戏不陌生，也不抗拒，关键是夫妻要有共识。
“有人说我们是‘泛爱的一群’，我认为自己不是。”
高春凤说，婚前她曾有过两次失恋经历，男友都是另寻新欢后离去。现在的丈夫虽然是在酒巴里认识的，但人很聪明，进取心强；虽说心有些野，不过人还是很善良，而且很胆小。
结婚后，她发现丈夫喜欢私下收集“饭岛爱”等成人影碟、照片，常常半夜把玩。在悄悄咨询了心理医生后，她得知那只是一个坏习惯，不是什么大病，于是开始注意与他交流。渐渐地已是无话不谈，也发现了其中的乐趣。
高春凤说，我们夫妻十分珍惜平常在一起的生活，但并不意味着每一晚都有肌肤之亲、每一次爱抚都必然是追求高氵朝的开始。没有“用药”的“博命郎”
长相有点像电影演员章子怡的年轻漂亮的售楼小姐郭姣云说，这个小圈子维系了这么多年，其间最重要的应该也不是偶尔的换伴或大搞“性游戏”，而是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新的感觉，新的经验。
人生只有一次，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丰富自己的人生？参加这种活动不失为一种尝试。
郭姣云细声慢语地说，打从懂事时候起，无论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都设置了一道又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她只能在这条红线里打圈圈，转来转去，碰到的都是面目一样的模糊的人，唯独碰不到真正的自己。她早就想冲出这条禁锢的红线，到自由的天空里去做自由的人。
“性派对”为她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景观。在这里，不仅仅是性的压抑得到了释放，更重的是心灵的压抑得到了释放。
“就算是明天去死，过了今晚，我也可以从容而去。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郭姣云扬了扬眉头，水汪汪的大眼睛里没有一丝的阴影。她说，每次参加“派对”，大家的都感到很刺激，因为不知几钟后的“亲密朋友”是谁而大造神秘气氛。当男人们在楼下抓阉的时候，女人们在房间里也并没有闲下来，除了将房间好好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布置一番外，大家还打电话到各个房间去“大开玩笑”还搞过“竞猜中奖”的附加游戏，谁猜对了配对的男人，谁就会得到一份神秘的奖品。
总之，大家充分发挥各人的想像，什么稀奇古怪的都行。真是不怕做不到，就是想不到，开心极了。
尤其有意思的是，猜来猜去，结果从房间进来的那个人说不定还是你暗恋已久的梦中情人呢。
即使没有这么美好，男女双方也十分体贴和尊重，没有任何一方会受到强迫。
而且，大家都是很有经验的人了，彼此都能轻松自如地调情说笑，制造温馨浪漫的氛围，很少有“土老帽”一进门就直奔主题的。
“还有一点让我高兴的是，我也从没碰上‘用药’的‘博命郎’。”郭姣云最后强调说。
痛不欲生的第一次“堕落”
即使是经常参加这类活动的人，也并不是人人都只看到“性派对”的“光明面”，而掩饰它的“黑暗面”。
“‘性派对’是毒药，有毒的人越吃越上瘾，无毒的人越吃越体弱。” 深圳德成广告公司经理彭进喜打了一个并不恰当的比喻。“问题是，无论有毒或无毒的人，一旦进了这个圈子，要想金盆洗手，倒也很难。”
如果说，这个圈子里的大多数人第一次参加“性派对”都是在事先对这个游戏规则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彭进喜却是个例外。
说起痛不欲生的第一次“堕落”，彭进喜至今还耿耿于怀，说自己“惨遭暗算”了。
据彭进喜介绍，他玩这种游戏已经有五六年历史了。最初那次是只身参加一位朋友在私家游艇上举行的生日联欢会，因不胜酒力要找床休息，结果撞上了同事间的换妻游戏。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怀里，以为碰到了女鬼，吓得赤裸裸地跑到游艇上痛哭。
阿东后来证实，那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因为当时联欢会中多来了一个女生，阿东是临时得到消息的。他来不及向彭进喜作过多的解释，原想等吃完饭后找他单独谈，如果他不愿意，就劝退一个女人。没想到，他一时逞能，没几下就被人灌得烂醉，早早地进房休息了……
醒来后，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五点多了。一切该发生和不该发生的事都发生了。
当彭进喜悲痛欲绝地跑到游艇上时，那个女人竟穿着睡衣，端着一杯浓茶来到他的身边，并轻轻地说，“你到这儿来醒醒也好。昨天晚上，你吐得太多了。”
人都是肉长的。女人轻轻的两句话，将彭进喜五脏六肺都翻了个底朝天。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一时糊涂，出了多少洋相，也扫了别人多少兴致。
彭进喜同那女人回到房里，尽管洒了不少香水，但房间还是残留一种难闻的酒臭味。他感到十分内疚，很快洗了一个澡。
作为报答--不管醉酒后，他是否与那个女人发生过关系--彭进喜与那个温柔体贴的女人在黎明清醒的时刻，用尽力气作了一次精彩的生命表演。
克服了第一次“心理障碍”，以后就变得风调雨顺了。
后来，彭进喜虽然多次讲述“遭暗算”的第一次，但那不过是为了给生活增加笑料，特别是为那些新加入进来的成员扫除“障碍”而现身说法，目的只是为了增加这个团体的凝聚力。
最有意思的是，为了方便行事，他竟又左试右探，好说歹说，居然将太太陈思佳也“拉下了水”。
“拉上太太入局，是我生命中的一大挑战，至今想来还恍如梦中。”彭进喜笑嘻嘻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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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4)
“半推半就，我就是这么入了‘党’”
陈思佳在广州《女巫》杂志当编辑，为了约稿，她经常出差，也碰到不少写作界的所谓名人。编辑部内部规定是“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拿到名家或非名家的好稿。稿子上了，你的旅差费统统报销，还给你出差期间每天三百元的补助；稿子没上，对不起，一切都得自己掏钱。”
激烈竞争的现实，使陈思佳的危机感特别强烈，她每天都在跟全国各地的写家打去甜甜蜜蜜的约稿电话。
在这种全方位的“工作狂”状态下，对于家中男人的墙外开花一无所知。说真的，如果不是彭进喜“老实坦白”，她至今还会被蒙在鼓里。
但是，当彭进喜向她讲述自己的“暗算经历”和随之发现的“快乐新大陆”时，陈思佳当时的反映就是“这家伙疯了！”
可是，彭进喜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编故事逗乐，更不是为她的杂志提供素材，而是“事实真相”，陈思佳气疯了：想想自己在外地约稿，面对种种引诱，她都婉言而坚决地予以拒绝，没想到“丈夫鼓励我去偷人！这是什么世道！”
但一个星期后，陈思佳还是答应去看看究竟是一些什么“玩主”！她承认“当时的确有一种探密的奇妙感，想为杂志社写一篇轰动性的文章”，但是参加了几次同事联欢会后，感觉这些朋友并非流氓，待人友善，又尊重女人，就同意去试试--“反正自己的男人已在染缸里了，我要出污泥而不染，也是很难。”
当晚碰巧安排了一场唱歌比赛，陈思佳获得第一名，并得到客户赠送的美容券。
“半推半就，我就是这么入了‘党’。”
以后几次，陈思佳看到大家玩的内容丰富，彼此尽兴，大家也从不在背后议论人，不吸毒，也不玩变态的几龙几凤、sm，就彻底放开了。
“这种渐变的过程和心灵的挣扎真可以写一本好书。”
陈思佳优雅地吸着女式香烟，语气平和地说，“不过，要好玩，人多当然好，但首是要投缘，知底细。不是为‘做’而‘爱’，而是为‘爱’而‘做’，虽然这有一点困难，但还是可以努力一试的。”
“学问博士生，性爱小学生”
这种“高学识、低性识”的状况并非个别现象。多年前，在一部揭露中国性爱生活的报告文学中，一对结婚多年没有生育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患了“不育症”，到医院去检查，竟发现女的仍然是个处女！
原来，这对“高级活宝”（老百姓后来这么戏称）居然认为男女双方只要平静地躺在床上，那么，他们从教科书得知的所谓的“精子、卵子”就会自动地从各自的身体里“跳出来”，“电流一般地结合到一起”，然后就可以生出小孩来了。
无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禁忌”和长期以来国人对“性知识”的缺乏所造成的。
有着博士头衔的刘然对“性知识”的了解虽然比上面这对“高级活宝”略胜一筹，但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之差别。
刘然说，他从小用功读书，心不旁骛，一直读到博士，拿到学位后，先在珠海一家大公司任总会计师，管理着三四十人，常常听不懂他们说的笑话。后来辞职，应聘到了深圳大学，一直任教至今。
在接触这个圈子里的人前，刘然结婚已经五年多了，但与妻子共处时方法十分简单，“原始而粗鲁”，可以说根本不懂得女人的需要。
刘然曾听人说起男女做爱时，男人要有所谓的“驭女术”，他还一直认为太无稽，漠不关心。
结果，第一次参加“性派对”，其中的人比自己小十岁，却经验老道，令他大开眼界。
为了对得起人家，刘然那天晚上由“最基础”的abc开始，在女方“由浅入深”、“手把手”地耐心教导下，他足足当了半个晚上的“小学生”。
最有意思的是，一年后，他俩第二次“派对成功”，当热情大方的女事主又主动表示愿意“辅导我的功课时，却发现我已经运用烂熟，两人不禁都笑出了眼泪。”
刘然说，目前他们这个圈子里共有二十几对，平常不大走动，电话都懒得打一个。但他们多会选择在周末行事。因为有时女人“不方便”，所以全体成员凑齐的机会也不多见，但每一次活动至少也有七八对夫妻参加。
“能够在一起，不管相识不相识，都是缘的体现。珍惜缘分，珍惜在一起时的分分秒秒，是我们的基本共识。”
刘然强调说，“缘分并不是一定要讲三年五年，甚至就是一辈子，其实有些缘分只有一天，或者就是二三个小时。不能强行将缘分拉长。强扭的瓜不甜嘛。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夫妻生活不正常，原因就是将本来三五年的缘分硬要拉成一辈子，能有激情吗？”
游戏规则：“只做爱不相爱”
针对日益泛滥的同事间换妻游戏，日前广州《新快报》刊登了一则报导，称“这个圈子里有性无爱，跟网络‘一夜情’相比，它更为放肆和大胆……”
消息讲述了一位女士的经历。
这位潘姓女士是某私企管理人员，今年二十六岁。和她身边的朋友一样，她也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较高的收入，四年前大学毕业进入这家公司，不久后被同事带入了这个隐秘的性爱群体。
在这个“圈子”里，大家彼此之间都很熟，要么是同事或同学，要么是朋友的朋友，都知道谁有女友或男友，谁结了婚，也都认识他们的另一半。
他们在舞厅、酒巴聚会时，只要找到一点感觉，大家就会彼此放任自己的身体出轨。
他们的共识是：“只做爱不相爱”。
潘姓女士坦言：“记不清跟多少个朋友做过了。”记者问她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性游戏”时，潘姓女士想了想，说，“一半是报复，一半是空虚吧。”
说到这里，她眼里流露出无奈和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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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5)
“花心男人”或“遭遇劫匪”
当今都市里的男女，网络为他们提供了男女私会最迅速、最直接的“入门方式”。
“过去人们见面时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吃饭了吗？现在这句问候语变成了：你做爱了吗？”
二十九岁的导游小姐仇玲似笑非笑地说。
仇玲也尝过网络情，那是她在很偶然的一天，她在聊天室碰见一个取名叫“花心男人”的网友，这个网名让仇玲的第一感觉就是“很酷”。
她想：也许这个人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花心”吧。
聊了不到几分种，仇玲就感到对方真是“情场高手”。
仇玲说，像她这样自视甚高的女人并非轻易就被俘虏的，但这个“花心男人”就有这种本领，让她“一见”就难以舍下。他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中文，字打得非常的快，而且特别幽默风趣。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每一字都可以让他拉扯到与“性”相关的联想上去。
仇玲真是服了他。骨子里来讲，她希望遇到的男人不是那种纯洁处男式的“愣头青”，但那也不能过于经验老道，让人想起与别的女人在一起也不舒服，她觉得“花心男人”就属于她希望的那种“中间状态”的“理想男人”。
交谈了没几回合，双方都觉得有劲，留下了真实的电话、地址，并火烧火燎得到了“非见面不可的地步”。
于是，一个周末，仇玲买了张机票，飞到“花心男人”所在的沈阳市。
有一个光头站在出站口朝她笑，直觉告诉仇玲：这个“酷”男人就是这次投奔的对象。
果然就是他。
仇玲问：“为什么对我笑，你怎么知道要接的人就是我？”
“花心男人”说：“这点本事都没有，你还会从广州飞到这里来吗？”
一见如故。
两人直接打了个的士，来到他的单身住宅。
没有更多的话语，“花心男人”直奔主题，简直是有些粗暴地“强奸她”，但是她喜欢。
而最令仇玲难过的是，她觉得自己竟真的爱上了这个“花心”的“杂种”！
然而，“花心男人”坦率地告诉她，当天晚上十二点，他要乘机去新加坡。如果有机会，他还会回来找她的。
气得仇玲当场真想给他一个耳光。但她忍住了。
毕竟她也不是小家子气的人。她从床上坐起来，说，“好吧，我们同时走吧。送了你后，我再回广州。”
这番大义之话，说得“花心男人”都很感动：“真不应该挑动你来。”
仇玲惨然一笑，说，“来了也好嘛。知道了什么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花心男人’！”
从沈阳回来后，仇玲再也不敢轻易上网了。
她可以放任自己，但怕的是不小心动了“真情”，那样就太伤身体了，也太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了。
仇玲的同事中，不少人有性伴侣。有时在带队时，团里的男性会一再“放钩”。不少女导游就频频地与一个又一个男团员周旋，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双丰收”。
但仇玲觉得将“工作与性”搅在一起没意思，而且男团员花言巧语的背后，让人有一种“卖的感觉”，“那样的话，与妓女又有什么差别呢？”
仇玲也曾到外边去找过“一夜情”，一是为了刺激，二是为了体验--“生命就是在体验中丰富”，这是她的人生哲学。
没想到，那家伙竟是个地地道道的“劫匪”，他不但劫了她的“色”，而且劫了她的“财”，气得她找了一伙人将那个家伙“修理得半死。”
从此，仇玲再也不敢去招惹那些“来历不明的人”，一怕陷入“麻烦”，二怕染上什么病，而自己的朋友则比较可信，这是她参加“性派对”游戏的直接导因。
仇玲毫不掩饰地说：“在很孤独和空虚的时候，我常常放任自己的身体，但过后我得到的是更多的空虚，还有对人性的怀疑--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对谁动真情。”
“城市猎人”
有“城市猎人”之美名的项兵是属于那种一直想发财而机会不济的人。
项兵觉得自己总是比社会“慢半拍”。当年为了早日走上社会，他不听从老师的劝告，而轻松地上了一个中专。
可工作没过几年，昔日的中学同学一个个大学毕业了，分到了大城市，他不甘心在小城市守着一份不死不活的工作，就再次发愤，竟然又考上了大学。
读完本科，学校推荐他读研究生，他婉言谢绝，急急地到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找了一份好一点的工作。
可是没过多久，风气又转了，本科生也不行了，研究生才吃香。加之单位效益越来越差，他眼看不妙，就再拼一回吧，好歹又考上了研究生。
毕业后，他在武汉一省直机关单位工作，就像刘震云写的《单位》里的那个小林一样，看起来好像也还不错，可是他看到昔日的同学们一个个“下海”，到广州、深圳等地“捞世界”，并个个“成了人物”，他也心动了，遂辞了职，来到惠州一家私营企业。
不久，他又辞了工作，自己搞了一个装潢公司，但生意一直不大如意，最多只能算是“吃喝不愁”罢了。
事业一再受挫，爱情像“垃圾股”一样总是提不起劲，心情的压抑无处发泄，甚至老是怀疑“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到最后，他竟然想用“性”来“救赎自己”。
可是，以游戏对游戏，让“性”成为口香糖一样的消费品，如此“救赎”，怎能“超渡”人世间的“欲海”！
项兵在谈到“性派对”的游戏时说，“我对爱情没有信心，但是我需要性伴侣--就像口渴了的两个人找水喝一样，喝完水就走了。就这么简单。”
随机抽样调查
“性派对”的发源地是在美国。但近年来，这类游戏正在亚洲国家，特别是在日本、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盛行成风。
香港、澳门等地也是当仁不让的“重灾区”。
而以“追风逐浪”著称的中国大陆人对任何新生事物都有着“莫名的热情”，特别是广州、深圳和厦门等沿海城市的不少都市男女，他们正以“后进赶先进”的“斗志”，积极投身到这一“都市异类”的“性文化”热潮中来。
据连载《乐疯了--城市“遮阳部落”“性派对”大曝光》一书的香港某文化网站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台湾地区除外）共有各种类似“性派对活动小组”达二百六十多个，总人数最保守估计也在五千人以上，而且这个数字正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快速增加。
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学生（其中年龄最小的竟是一个十四岁的初中女生）认同这种“性生活”方式，因此，参与者的平均年龄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在该网站随后进行的抽样调查中，虽然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人认为“性派对”是“人类的堕落，是对文明的粗暴践踏”，但也有百分之十一的人认为，“对新生事物不能一锤子打死”，声称可以“走一步，看一步”，这些“温和派”还说“真理并非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另外，有百分之十三的人说，“别人的事，只要不危及我们，随他们去闹吧”，还有百分之五的人竟然说，“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在治疗‘性病’的大小广告贴满城市的电线柱杆和街头巷尾的今天，如果‘性派对’能够取代嫖娼卖淫，那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最让人吃惊的是两个“极端态度”：有百分之二点六左右的人认为“性派对”是“人类的耻辱”，并急吁各地公安有责任将“这些社会败类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否则，“国无章法，民无宁日”。
而另有百之二点四左右的人则认为“性派对”对“解除人性的压抑”、“恢复健全的人性”起到了“治疗性的作用”，“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允许、甚至扶助他们的存在”，让他们从“地下”走向“公开”。
其中有三个网友还大大咧咧地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那就是，请阿东或其他当事人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或各省市地方台的名牌栏目去“现身说法”，以便使这一“群体性游戏”深入人心，普及得像“乒乓球‘国粹’一样”，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运动”。
然而，据网上坦承自己有过类似经历的男女在回答“每一次‘游戏’完成后的感受”这个问题时，竟有约八成女性和约半成男性承认在“放纵后并不能收获自己原先希望的快乐情绪”。
奇怪的是，这些人却无一例外不表示：“尽管如此，但仍然乐此不疲，甚至盼望着这类‘派对’能够更加经常地举行。因为每一次都是希望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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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6)
“锄奸团”的愤怒
针对礼崩乐乱、世风日下的社会现状，特别是有关“性派对”的讨论在网络上传播得越来越炽热的时候，一个自称为“锄奸团”的组织在网络上“愤怒地”诞生了。
在连载《乐疯了--城市“遮阳部落”“性派对”大曝光》的香港文化网站上，日前贴出了这个组织的一纸“战斗檄文”，行文虽然有些偏激，但读来倒也痛快。不妨摘录如下--
《尚书大传》说，“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就是说，男女“乱交”或“滥交”就要受到“阉割”（对男的）和“幽闭”（对女的）的刑罚。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了。
因为，按照传统的伦理道德，父母给儿子一个健全的身体，身体“残破”就是对父母的不孝，割了生殖器更是最大的不孝。
俗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故此，自古以来，受过宫刑的人，总是把割下来的生殖器“用油炸透”，再用东西包好，放在器皿里，吊到偏远的房梁上，等到人死后再与尸体一起掩埋。
其寓意是：这辈子虽然六根不全，但来世可望修个全身。
参加“性派对”活动的人较之“乱交”或“滥交”者更为可恶，因为这些人缺乏起码的道德感和“人之所以为人”的羞耻感，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公然挑衅，是全社会的公敌！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
“锄奸团”本是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眼看祖国沦陷，便纷纷起来，利用各种途征和方式，对“民族背叛者”进行无情地打击所形成的正义组织。
我们借用这个名称表明社会道德已败坏到了国家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因此，呼吁一切有识之士立即行动，将所有“性派对”参与者都视为“民族背叛者”，要对他们进行“阉割”和“幽闭”，把他们的生殖器割下来，“用油炸透”后，趋势喂狗，让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朋友们，常言道，无欲可以延年。和尚无欲，所以长寿。当爱滋病在每个人家门口探头探脑的时候，每个渴望生命的人，难道不应该警惕吗？
昆德拉说，“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今天，连做爱都追求“派对”，追求数量，追求次数，而不讲质量和效果。人们夸耀和衡量的标准是数字而不是质量。如果说你一夜有五六次甚至更多的“性行为”，人们便认为你精力充沛，技术过硬。
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可悲的呢？
君不见：当你在“享乐”的喧嚣嘈杂中放任欲望的时候，你的灵魂则失却了宁静的精神栖居和归依之所；当“虚无”战胜了“理想”并侵入人们心灵的时候，所有传统的价值信念都将进入末日的审判。
“如果你不想下地狱，你就洁身自好吧！”
“如果你希望社会安宁，你就起来战斗吧！”
裸露的灵魂：“我们还有什么？”
这是一次撕裂，撕裂者将伤痛和血液隐藏在内心。
这是一种背叛，背叛者将欢乐和眼泪一同吞下。
“性派对”的行为者们看似开放，实则封闭。
开放的是他们的肉体，封闭的则是心灵。
他们不愿意与社会对话，也不愿接受社会规范，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被他们像撕手纸一样轻巧地撕掉了。
他们生活在假相中，以为他们的小群体就是比天空、河流和阳光更为辽阔的世界。
他们裸露着灵魂，裸露在自己虚构的梦中。
正如有人指出的：这些人的灵魂分成了两半，一半是尼采式的“超人意志”，一半是卡夫卡式的“弱的天才”。
这种分裂的灵魂是“遮阳部落”的集体病症，它使意志失去涌动的力量，而个人的性格更显得乖张而飘浮。
这些人关注自己的钱包和自身的肉体，对神圣美好的东西不再信任，那种虔诚之心和美好情怀为狂妄之心和低俗之性所取代。
因为，灵魂本来最是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现在却裸露出来了。这是无根的人所特有的表征。
无根也就是无信仰。这些人很少问一问自己“从何而来”、“要到哪去”和“为什么活着”。
大家只是匆匆地挣钱，花钱，寻求各种刺激。
用刺激的方式将麻木的大脑一遍又一遍地捶打。
越是这样，越是将本来应有“根蒂”都磨掉了。
然后，人就变得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害怕死亡，害怕宁静，用匆匆的行为掩饰内心的恐慌。
“性派对”就是这种生活的写真。
这一群人总是在行动，用一个又一个行动来验证自己的存在。
他们原想用“性”来解放或救赎自己，没想到，有了形而下的“性爱”，反而迷失了形而上的“性灵”。
他们真的如自己所说的那样风流潇洒，没有顾虑吗？
他们是否扪心自问：“我们还有什么？”老子、庄子：“性派对”的膜拜祖宗
尽管老子、庄子的人生哲学与“性派对”行为乃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拜祖宗、写族谱”流行的今天，“遮阳部落”的事主们也不能免俗，他们竟然嫁桃移李，断章取义，挖空心思地将自己的老祖宗“认”到了老子、庄子头上。
他们振振有辞：老祖宗们不是说：“戚戚以至久生，百争、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吗？
就是说，与其过上百年、千年、万年的清心寡欲的日子，还不如充分地享受它十年二十年的快活时光呢。
因此，人根本没有必要去树立什么理想，追求什么道德、功业，人生唯一值得追求的就是享受感官肉体之乐，这才是最好的超越死亡的办法。
他们又列举：老祖宗们还说：“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
也就是说，人生何求？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玩得好。有了这四样东西，人生就足够了。
因此，他们坚决反对以身殉情、殉义、殉名、殉利，更不用说殉国和殉天下了。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漂流身体，任诞狂放，不受社会规范约束，一切以“自我”为本位，呈现一种任性率真的镜像。
“任性率真”本是个体与社会相对立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既可以是人格的违众脱俗，矫矫不群，也可以是言行的不遵礼法，极端放纵。
最典型的是竹林名士和魏晋风度。
基于此种认识，“性派对”中的智囊们竟又将族谱下移到汉末戴良、孔融们的头上，说“任性率真”经过了这一拨前辈们的“点润”，至竹林名士旗下，已是盛极一时；而两晋士林更是推波助澜，将人生快活推至极臻。
然而，即使“遮阳部落”的族谱一直写下来，直到认王朔这些“玩主们”为“拜把子兄弟”，认卫慧这些“宝贝们”为“露乳房姐妹”，他们的行为仍然只是“地下式”的，他们的快乐也终究有一点“发霉的”气味。
没有阳光的生命能不苍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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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7)
精神卫生：“性派对”的动态走势
“性派对”的动态走势由每个行为者的精神卫生决定的。
而精神卫生的表层恰与道德价值相接壤。
吊诡的是，这些“都市异类”口口声声要将“意义”、“道德”、“历史”和“价值”等大写名字从他们的字典里无情地“清理”出去，可骨子里，他们仍然踯躇于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
因为，作为衡量个体“冲动符码”的“价值”，它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类化的、表示欲求与否的态度中的核心成分，并在长远的基础上引导行为细节指向优先于其它的目标。
一个人的价值系统一般包含有不同水平的价值，是动态性的，它依凭时势的波动设计出不同的定位测量指数。
“性派对”的核心字眼是“性”，这是个人价值系统测量指数的定位标签。
“派对”只是实现“性行为”的方式或手段，是过程，而不是目的。
从“手段”到“目的”的过程中，行为者的“态度”决定着享受“性”乐趣的精神向标。
而个人的“态度”是紧密与“价值”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性”的特定内容和它在人格建设的结构中具有比价值更为边缘的特质，而态度则是关于人、事物和情境的信念与情感的相对持久的组织结构，因此，“性派对”的行为态势使人倾向于以某一特定的方式做出隐秘反应。
就行为者而言，“性派对”反叛的鹄的是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作为中国超稳定结构的复杂的倾向模式，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标志着高度的惯例性、迷信、侵犯性、思想僵化，屈从于权威和其他特征。
与权威主义相对应的就是鲁迅先生所批评的“矮人主义”，这是形成国民劣根性的要因之一，它说明国人的心理态度不健康，精神卫生不洁净。
而心理态度与精神卫生紧密相关的三个词就是：卑、妒、偏。
内部平衡失调和以偏见待人均属于精神不卫生的因素，是上述三个词的具体表征。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孔子提出了一套保持精神卫生的原则，它包括“慎独”、“致中和”、“素位而立”、“存忠恕”，“行三达德一智、仁勇”。
精神卫生的要旨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性派对”的行为者之所以被视为生活在各自虚拟的镜相中，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实现了精神卫生的三大要旨，因而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是健康的，是不应受到指责的。
“弱者的对抗”：“性派对”的行为策略
“性派对”行为者的自欺，或者欺人，表现在他们虽然生活在大都市中，却沉湎于“小圈子”、“小团体”，对整个都市有一种“弱者的对抗”式的悲怆，同时，也是对高密度人口的不能容忍。
心理学家曾将人口密度分成两种指标：一种是指每个居民所能利用的平均空间大小指标，它是与社会经济状态低下相联系的其他生活应激密切相关的；另一种（与人合住）和应激有关，意指应激的来源可能是人际关系冲突而非空间不足本身。
大都市多人共住的居民为了缓解生活在拥挤条件下所独有的应激反应极具弹性。
珍视传统的文化标准，人与人合作并和他人友好相处的人，遭遇到的冲突很小，精神病障碍也会少见。
然而，在拥挤住院处的居民如果采取个人主义、自以为是的价值观以及只为个人的快乐奋斗，则会遭到更多人际间的敌意与怀疑，也很可能产生身心病症和激越性抑郁。
“性派对”行为者既是对拥挤空间的抽身与回避，又是以高度的自觉和低调维持个人在社会中仍然受到应有尊重的虚荣心。
这恰恰反映出他们的高度“警惧”，并时时根据压力与自我强度来预测自己的精神卫生。
他们过着极端生活，却又显得与世无争，似乎将工作、学习或人际关系等所造成的紧张压力都通过“性派对”的方式统统化解了。
从心理学上分析，压力是应激的来源，而自我强度是抵御应激的缓冲因素，当内外压力超过自我强度时，就会发生精神卫生问题。
自我强度包括一个人对应激的耐受、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得到社会的支持。
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大多数中国人，当相信自己的“不舒服”主要是由于心理方面的问题时，他们均趋于向家庭和友人寻求支持，而完全不寻求任何专业帮助，与西方文化大为迥异。
中国人的“都市综合症”主要表现在衰弱和疲劳、紧张和焦虑、睡眠不足、“空虚”、头痛等，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大多人实行各种自助措施。
当问题持续变得严重，而出现“空虚”这种情况，大家仍然求助于自己原来的社会网络，也就是他的朋友和家庭。
正是这些“病症”和社会境况，为“遮阳部落”赖以“生存”提供了“对抗道德指责”的凭藉。
同时，都市化社会里，住房短缺、移民、浪漫主义的爱情观、婚姻的易碎性、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以及妇女要求更大的独立性，为“遮阳部落”拓宽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空间提供了原始动力。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自我控制、情感上的自我依赖和能经受挫折，这些常常被作为抵御应激和精神疾病的可能来源而加以鼓吹。
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中国病人很少陈诉焦虑、抑郁和心理问题，有外国心理专家建议以“躯体化模式”来解决中国人如何对付不快乐的情感和情感性疾病。每当恶劣的情绪状态开始呈现，中国病人及其家属总是不加区别地用一些非专业化的名称称呼这些情感，通过缩小或者否认、分离和孤立表达，甚至以“躯体化”观念加以取代等方式将这些情感压抑下去。
“性派对”的行为者对“躯体化”的表达不是停留在口头或观念上，而是付诸行动，这是他们与目前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之分野。
这些人的行为诡秘和态度低调正是他们在强大的传统文化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应激策略。
“因缘文化”：“性派对”的外在张力
中国人在谈到人与人以及人与物关系的境遇时，一个重要的归因或许体现在“因缘文化”的概念里。
“因缘”这一概念起源于佛教，认为人的一生因缘前定，都是命运或“无形之手”的有意安排，是受外部控制的。
作为一种稳定的外部因素，“因缘”有维持人际关系和谐的功能，它把关系的成败和人与人的境遇都归于非个人的神秘力量，本人或他人因而剔除了为后果承担责任的内疚感。
这样，“因缘”保护了当事人，保全了他的面子，也保全了别人的面子。它有助于当事人将“行为”合理化，减轻了自责和责备别人的情绪。
信仰因缘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有益于精神卫生，但过分依赖这种信念就会妨碍人去主动应付现实，增加了人的惰性惯力。
因此，“因缘”也可看成是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它会随个人或社会的努力而变化。
“性派对”的行为者对“因缘”二字有着持续的热情。每当参加“派对”而与人交往时，特别是接纳某对或某个新人为这个“特珠家庭”的成员时，大家就认为这是“有缘”。
同时，他们如果“派对成功”，双方都会觉得有缘，因而特别珍惜，共同营造出一个浪漫温馨的环境，解除了因为陌生而带给心灵的障碍。
如果有什么意外就说是没缘分，这样减轻了自责。
比方，如果派对的双方都在“一夜激情”后彼此都很满意，但又不可能在随后的日子里经常可以潇洒同居，他们就说“只有一夜的缘分”，不要强求；如果双方感觉不好，也是前世“孽缘”所致，是互欠的“债”，到这个时候才能“偿还”。
可以说，“因缘”二字像一根红线，有着强大的韧性、耐力和穿透力，它向每一个具有同等价值观的人伸出诱惑之手，并将每一个已经进入“城堡”的居民紧紧地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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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8)
羞耻感：“性派对”制约之一
“性派对”有着强大的制约机制，这也是行为者不敢“胆大妄为”，而只能以“地下组织”面目出现的原因。
而其中制约之一，就是行为者受传统文化熏陶所早已形成的羞耻感。
这些“都市异类”在行为过程中，尽管极力不去想象别人的眼光、世俗的评说和道德的责难，但“羞耻”二字像阴霾，在午夜激情中仍然鬼影一样若隐若现。
这与西方那些“叛逆者”--比方“披头士”或嬉皮士们--形成显著的对照。后者可以当众在公园做爱，或脱光衣服在街上行走，而面无羞涩之感。
不能想象这种事会发生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可以说，东西化文化一个普遍性的差别正在于个体对“羞耻感”和“内疚感”的认识上。
中国社会向来是被说成是以羞耻感取向的。
其文化渊薮来源于两个因素：孔子学说和人道主义。
孔夫子用人际取向来说明羞耻感--此一取向要求行为必须符合社会规范；他又用内心取向来说明内疚感--此一取向要求行为必须符合个人的理想。
孔夫子就是这样通过强调社会规范，强调以理想类型作为行为模式，而加强羞耻感的自我认同的。
“性派对”的行为者对“羞耻感”和“内疚感”的认同，主要反映在他们的矛盾心情上：一方面，他们通过这种行为，实现了个人的理想，因而并不感到内疚；另一方面，这一行为并不符合社会规范，他们无法取得社会的认可，因为产生一种羞耻感。
而与此感觉相伴的则常常是心灵的内疚。
换言之，这个“特殊家庭”的成员想不羞耻和想不内疚是很难很难的，这无疑制约了他们的行为。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极为重视和谐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大家庭内的和谐关系。社会化的控制经由家庭传递和制裁来实现全面整合的。
在这种背景下，羞耻感与内疚感的动力学就成了“病患家庭”的复杂混合物。
家庭，尤其是一家之长因有“家丑”而对外界会感到羞耻，而“患者”本人则不会。
这是典型的精神病变。
中国人对于“精神病”三字有着“谈虎色变”的内惧。
国外有学者指出，加于“精神病”的“污名”可能起源于家庭害怕遭到批评和受到玷辱所致。
“患者”对家庭的内疚，可能因为感觉自己的“病患”对家庭的声誉受损而引发的自责情绪；家庭的内疚则体现在对因对“患者”照顾不周或对祖先的疏忽而引发的挫折感。
显然，“性派对”行为者都不愿意被人视为“精神病”或所谓的“疯子”，他们能够用自己独特理解，保持家庭的内在和谐。
比方，如果夫妻双方都是这个部落的成员，为了有人照看孩子，他们就只能让一人轮流参加；要是两人都去，就必须请老一辈照看孩子，为此，他们必然得编造得体的“谎言”，让老人因为帮了他们而感到自豪，而不是因为帮了他们而感到可耻--如果你告诉老人说自己要去参加“性派对”，老人当然不会帮你，而且感觉你羞辱了这个家庭。
“态度症候群”：“性派对”制约之二
中国人在决定他们行为的同时，总是附带别人对那些行为期待的反应。这是“态度症候群”的发光体，是第二个制约“性派对”行为的潜性闸门。
这种“症候群”的具体表征是：个人行为总是具有与外界的期望或社会准则相一致的自觉趋势，它并非由于内部的愿望或家庭的整合，而是由于只有这样的协调统一，个人的行为才能受到社会的保护，自我才能作为社会网络的一个整合部分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传统的中国人关心他人对行为的反应大多表现在：听从社会期望，具有从众心理，顾虑外界意见，尝试获得奖赏，以及维持和谐、在意印象、崇拜权威、注重评说和在一种社会情境中躲避惩罚、困窘、冲突、拒绝、嘲笑和报复等“失控症状”。
“性派对”的行为者不愿认同这种“传统的禁锢”，他们严格掌握“自己的身体”，拥有对自己身体的“任意使用权”，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
一般而言，个人主义者更喜爱松散的社会结构，只关心自己及其直接的家庭对象。
它与集体主义相对峙，后者更喜爱严密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可以期望他们的亲戚、氏族和其他外在群体在忠诚的没有疑问的相互交换中获得照顾--这种集体主义与政治无关。
“性派对”行为者一方面标举个人主义的大旗，一方面又继续生活在集体主义的阴影中。这种矛盾心情和社会现实大大牵制了他们在“人性解放”的路上走得更快更远。
面子主义：“性派对”制约之三
与“羞耻感”和“态度症候群”紧紧联系在一起、对“性派对”行为进行第三个制约的是“面子主义”。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遮阳部落”的居民每次活动过后，他们都是互不联系，甚至无意中在路上相遇，都会装作不认识。
说到底，有一种“面子主义”在作怪。
“面子”就是一个人的“脸面”，它是个人自我道德是否完善、个人行为是否得到社会信任的测量仪。
失掉它，个人将在社会场域内不可能合适地行使正当职能。
“脸面”既是强化价值标准的社会证书，也是内化自我修炼的个人磁场。
它表明一个人在特定的群体接触中有获取别人认可的期望，因为别人的认可将是有效地实现个人价值的催化剂。
“面子”或“脸面”作为自我的一个意象，它是依照认可的社会属性而塑造的。
一个人“行为不端”被公诸于众，说明别人合谋给他的“面子”失效，结果他或她认为“面子”已经丢掉，从而感到“羞耻”和“陷入困境”。
对个人来说，“丢脸”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所谓的“道德面子”。
在当今人际道德受到高度质疑的静态社会里，要求一个人的言行与道德标准一致是保持他的地位、树立和维持他的威信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不少“性派对”事主们，由于自己的行为没有受到揭露而仍然享有别人的尊重和应有的威严之原因。
这种严峻现实反过来又刺激这些行为者以更加隐秘的方式继续实现他们的“不端行为”。
但这种“不端行为”的发生显然受到“面子”的严重制约。
因为，如果一个人被断定是由于无视道德标准而得到“利益”或“快乐”--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真实或准确，他或她也都会被谴责为“不要脸”或“没有脸”。
这意味着行为者在社会集体中没有价值，无论个人的事业多么成功，他或她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也反映他或她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心机。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一个人通常属于一个群体，群体接受和反映个人的荣辱。
就是说，一个人“不要脸”也会被与他紧密联系的某个群体或个人指责为“不要脸”或“丢脸”。
因此，“性派对”行为者活动过后的“互不认识”不单是个人保护隐私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这个特定群体“荣辱”的需要，即每个人都追求其成员的文化期望达到最大限度的统一。
也正因为此，在危机四伏的城市，“性派对”的行为者们像出笼的“老虎”，只能在“遮阳”的地方静悄悄地游荡……